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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繁衍

我这夏姓从哪来?(浙江苍南县金乡镇)

时间:2017/8/20 13:05:18   发帖人:夏明府   来源:夏氏宗亲网   阅读:6796   评论:1
内容摘要:我这夏姓从哪来?(浙江苍南县金乡镇)  夏敏,男,集美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集美大学民间文学与艺术遗产研究所所长。出版有《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红头巾下的村落之谜》、《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等专著,在《文艺研究》、《民间文学论坛》、《中央民族大...
  我这夏姓从哪来?(浙江苍南县金乡镇)

  夏敏,男,集美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集美大学民间文学与艺术遗产研究所所长。出版有《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红头巾下的村落之谜》、《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等专著,在《文艺研究》、《民间文学论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艺术》、《明清小说研究》等多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种,兼任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福建省美学学会理事等职。

  千年宗法制度文化传统在中国民间的重要表现就是撰修谱牒(简称修谱)。古代谱牒的产生,是为了维系氏族、家族和家庭的血缘纽带。唐以前重官修,宋以后私家修谱之风日盛,谱牒社会功能缩减,修谱主要目的转为重视族内世系、婚姻、亲疏远近关系以及敬宗睦族的伦理道德教化上。

  今年初春,出于研究民间文化发展和浙南民间习俗的需要,我托故里(浙江苍南县金乡镇)亲友搜集多本《金乡夏氏族谱》研读,试图从中做一些民俗学或人类学的观测。所见谱牒最早的是明代撰修的,清代及民国为最多,最近的是本世纪80年代重修的。这些族谱多有残损,不少内容相互出入,说法纰漏处较多。加之一些族谱难寻或已失传,一些祠堂和坟茔废弃,一些熟知家族情况的老人的去世以及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均在无形中加大了我的研究工作量。尽管如此,所见夏氏谱牒基本保持了宋明以降汉族修谱的惯例,主体部分以记族人世系为主,序跋、凡例及其他附文(如族内显赫者的墓志、行状、诗钞、年谱、寿序)内容涉及土地、山林、河湖、房屋、人口、族支、族规家法等。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事象,夏氏家谱不仅可以印证、对应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史,而且能体现浙南民间区域文化的某些特征。

  可见,家谱既有史学价值,也有民俗、社会、人口、人才等多种学科的价值。从民俗学角度看,私家修谱是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事象,具有非官方特征,在民间以书面形式传承上千年,绵延至今。过去一些民俗学者认为,“无文字”“非书面”文化是民俗,今天看来民俗也有书面的,家谱基本上可以纳入此种民俗。据其性质,可将家谱研究划入钟敬文先生提出的“家族民俗文化学”范畴。

  家谱这种民俗事象以血缘意识为根基,故基本上可把修谱行为视作表现汉民族宗族观念的精神民俗。精神民俗是传统思想观念的实际表现,传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就相应地支配、控制着民间宗谱的撰修意图和撰修方法。研究族谱仅是我们透视传统文化、观念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真正兴趣在于传统思想观念是如何在谱牒民俗中表现出来的。

  一、传统观念作用下的族谱撰修方法与特征

  1、参照官修正史的某些方法。我国正史常以叙事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记述,如史迁的《世家》、《传》中有许多精彩的人物传记,在家谱中被因袭为本族内声名显赫者的行状或传赞。家谱在撰写世系的同时,按照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将世系中合乎标准者大加演染。族谱中虽族内名士、凡子皆收,追求脉胳清晰,但有行事突出,合乎礼法者,则必为其立传,传主有(1)迁入本地的始祖,(2)官宦者,(3)文人学士,(4)忠孝节义贞者,(5)建功立业者。《金乡夏氏族谱~凡例》:“族中文人学士生平,所存著作,或亲友题赠寿章、匾额及传、志、铭、诔等有关世道人心者,皆行备录以示子孙。”“祖宗有忠孝节义以及建功立业者,皆宜立传,风示后人。至于其人尚在,果有懿行可嘉者,亦从是志记为实行。”或言之,修谱者沿袭着中国民间修谱的基本思路予以实际操作,既谱牒之中突出表现仁义礼知信及孝悌等旧式传统观念,以只称美而不言恶的原则来撰修族谱。于是我们从本族谱牒之中又看到许多对不得入谱者的严格规定:“子孙如有不孝、不悌、侈肆妄行者,族中系长务宜谆谆劝诫,使其发愤自新,复归正道,若怙恶不悛,既将各项削去以正宗风;或有身入空门,愿为僧道者,此亦命生前定,谱中姑存其名,不详其行。”

  2、澄明血脉关系。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及“积家而成国”之说。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质是家族本位,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重心。在家族中又以父子关系为核心,这种关系实为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伦理关系。所见金乡夏氏各宗支族谱,均注重父子关系相沿袭的血脉关系,世系均按男性家长计,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缩影。在宗谱中我们看到,凡有血缘关系者皆用红线勾连,外派者则以黑线或文字注明。《金乡族总卷》云:“支图横竖皆画以朱笔,像血脉贯通也;如外姓入继者,则易之以墨”。又云:“凡本族出继外姓者,必于本生父下注明出继某处,盖欲望其归宗也;倘有外姓入继本族者必注明某处某姓之人,盖恐乱劂宗()也”。各支宗谱严遵血缘关系脉络,记载了族内人口的增减、变动、迁移、数量结构、寿命等情况,这些人口资料的可信程度和详细程度,远远超过官方籍帐(户口簿)的统计资料。虽从先世迄今历时多朝数代,其间支派蕃衍,瓜瓞绵绵,但一族谱牒基本能详源流,可明主干与分支。代际之间都有明晰的总分关系。

  3、修谱被视为宗法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既然传统社会组织把家族作为社会活动的核心,那么家族史(家谱)的记述则成为中国民间宗法制度的一个起码的规定。修谱者既是传统观念的自觉执行者,又是荣宗耀祖活动的热心参与者。清光绪年间,金乡夏氏十七世孙薰南公在《新修族谱序》中写道:“予于光绪纪元乙亥之秋接掌族务,知夏氏谱牒于乾隆丙午修辑,之后近百年于兹,即房谱亦五十余年不修矣,观他族谱列,十年一修,迟至三十年世修无旷之,自古谱牒其绪甚繁,修之之法讳深,总其任者非得文翰夙优之士不可,于是访浙泰(浙江泰顺)周司籍雪樵先生,主修监者,予与宋廉叔、承虞侄等,自戊迄庚阅三寒暑,凡三易稿而族谱成”。可见修谱者应是家族内的文化精英或知识层,是传统观念的“言说者”。虽然他们多数于史无名,名没经传,但在维系一族的血缘与宗法联系方面,他们堪称家族内的话语权威。修谱者除本族内的地方秀才(庠生)、进士、举人外,还有能断文识墨的旁亲、好友及同族中的名士。谱牒经过他们之手编出或续出或修缮增删,多数辗转于他们之间,并逐代保存至今。

  名代修谱序文一致认为修谱事大,“维族之有谱与宗祠并重,祠所以敬宗,谱所以聚族”,谱中一般把修族谱与祭祖祠相提并论,视二事为族内大事,故谱中除有世系内容外,还要写祭祖事宜,包括建宗祠与祭祠等。

  为避免编谱活动的中断,常在相距若干年间,家族内就会有人“纠族众会议,增修合族谱牒,举诚实任事者数人,依前代某公旧业,从而绘支图,增益辑录”(《续修谱序》)。尽管如此,家谱编修也偶有中断。影响续谱的原因有三:(1)战乱、天灾中丢失族谱。“吾族上世频遭兵燹,先人纂集《会稽源流》与《会稽世系》,俱残缺失次”,“族属颇蕃衍,而独惜谱牒之传缺,兵火播折,续谱失常”,“奈遭兵灾,卷帙脱落,十仅存一,几乎无从考证”,“此九十余年不知谱牒宜修,何哉?盖吾邑前累遭水旱,癸丑、甲寅以来复有寇戎之变数矣,今能续谱,则斯谱之成岂非吾夏之大幸乎?”(2)族支迁徙,系脉断离。“今吾族人犹有服者不过百人,而稍远者至死不相往来”,“吾族聚居固多,然其间多流离迁徙。若浙温之永嘉、玉环,吾郡之霞涓,福安数百里而遥,百十里而近,冠昏吉凶不相闻者,比比将使族异源同流之”“自洪杨拘难,家室流离,转徙关内,比游浙东……盖夏氏自南明中叶由泰顺迁居平阳,历两姓四百余岁,子孙繁植至于今日……如今日自越以东之俗亦岂易”(《八美夏氏宗谱》);(3)家族活动和族内文士减少,是影响修谱的又一因素。即便如此,人们一样视谱牒为至宝,因为“家无一谱,犹族无一祖也”。

  二、分化与整合,社会演化与家族迁徙

  治文化史者常重文化事象本身忽视创造文化的主体即人本身,而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却跟人口的迁徙有直接关系。家族的迁移、流动是社会文化演化的具体表现。从我所读到的家谱看,各宗族间一致认为他们同宗不同族,许多汉族夏姓族谱都自豪地把自己的最远祖追为中国国家的第一个缔造者、史前传说时代治水的大禹(又名夏禹)。著名历史学家夏鼐亦参照夏氏史来研究上古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在散佚在民间的多种宗谱(金乡夏氏宗谱中有八美村夏氏、东门夏氏、余庄夏氏、城隍庙夏氏多种)亦溯远祖为夏禹。我在其他地方读到的夏氏谱牒亦作如是说。在心理认同方面似乎同宗没有什么问题。此夏氏春秋数千年斑斑可考老也……夫称神禹之后,赦号以为氏(《新修玉塘夏氏族谱序》),“我八美村夏氏系出会稽,按其先大禹以明德,有天下,国号夏,后以为氏也。”“世雅夏氏系传神禹郡会稽三代以来,世远莫考”(《希雄公派夏氏族谱旧序》,雍正元年进士夏绍善作),“夫禹之明德远矣,世雅夏氏为神明之胄,发迹有其后嗣”。夏氏的这种同宗意识所强调的是一宗绵延而下的跨族联系,即从传统家庭联系扩展成为一种社会联系。这是传统的、因袭的并且是努力使之不变的同根观念的反映,也是宗法社会中家族成员整合意识、群体意识的体现。

  不过,宗法社会内部家族成员的自然增多,天灾、战乱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又经常在动摇和瓦解这种同源意识或整合意识。《夏氏宗谱》中常常可以看到移民事实的发生,通过夏姓迁徙的记载,我们可以为明清时期社会的演化提供佐证,许多材料可以直接拿来印证明清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

  据旧《平阳县志》载,元明时倭寇骚扰江浙沿海,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命名将汤和筑金镇卫(即今之金乡镇)以御倭寇。最早来金乡的抗倭将士系金乡最早居民。根据我对金乡各大姓家谱调查所知,现在金乡人多为明代从浙江宁波及安徽定远、凤阳南下戍边的抗倭将士之后。金乡人陈则之先生的《金乡史话》引民国户籍资料,对金乡人口来源作过统计,祖籍宁波者占来金乡人口总数的70%左右。我这一房家谱按血脉上溯至明代初期来金乡的始迁者叫夏盖山,浙江宁波慈溪县人,系抗倭军士。因其为来金乡一世祖,谱中尊称盖山公。宗谱写道:“盖山公本宁波庭桓公入继之子,庭桓公娶妻杨氏,惟生二女。幸波斯来甬(守波)富贾麻汗堆氏(疑为默罕默德)与庭桓公交好,情同手足,以其四子继庭桓公为其子,即盖山公也……波斯裔盖山公深目隆鼻,易父随姓夏,盖先人之意也。”(《金乡房夏氏谱序》)该则难得的资料表明:由笔者一辈前溯二十一代至夏盖山乃波斯来华经商者之子(明代宁波是波斯商人聚居的重要商埠),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宗支的金乡夏姓已融入了外来民族血统。可见族谱的研究有益于辨明居民族别和原籍的作用。

  夏姓为金乡镇内大姓,除笔者所属一族系由明代来自宁波的盖山公一门衍化而来外,其他一些夏姓来金乡的时间和原居地又有所不同,略别之还有三种,一是明末因李自成起义,希雄公一门由金华(婺州)永康县南迁至金乡,其谱曰:“今金乡夏氏一支分派衍代,金乡肇基之祖希雄公乃金华府永康县之贵胄也,昔乃祖敬孝通判婺州,生淳佑二年(即1242年,宋理宗二年),至希雄公时,四方资贼蠡起,惟流寇李自成势最猖獗,为避寇乱历瓯(即温州)抵平(温州府平阳县),不欲托足,终驻足金城(金乡)东门”,但该谱部分传赞则认为希雄公南下时间为明万历年间,因缺明代家谱,故其来金乡时间,未可详知;二是明初由安徽凤阳、定远来到福建的福鼎玉塘(今称塘底),再经数代出玉塘迁至浙江泰顺,历数代而终迁至金乡镇外夏八美夺,该门谱牒载:“玉塘夏氏,(福)鼎南望族也,其源发于涂山,世居凤阳、定远,其先世不能详,明初有万真公者,从明太祖征讨宇内,官拜将军。永乐二年(1404年)屯卫建宁,开福宁东北路田,因就辞官就田而居。其间十丈公从族中迁出而至泰顺;后至日升、日午二公时又迁至平(阳)之金镇卫八美村迄今”;三是与盖山公同来金乡的抗倭将士中的其他夏姓一定也是有的,但因材料所限,本文已无从考证了。

  不过人口的迁徙、蕃衍、发展是相当复杂的,我们无法排除元明以前温州地区有来自不同地区夏姓的可能性。因为东晋以来,北方汉人有六、七次大的南迁,这些南迁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战乱),可以说夏姓肯定有在元明以前即汇入当地姓氏行列之中的情况,而金乡夏姓只是明初金乡建卫时发展起来的。

  与迁来的情况相反,一些夏姓在金乡经过若干代发展后又有部分迁走,从而发展成为新的房头或支系。如上述盖山公后代分别人有迁往蒲门、南汇等地;希雄公后代有人迁往福鼎桐山,有的移居永嘉或宁波;万真公后代有人迁往马站、瑞安、福鼎鹿(),不一而足。但不论迁入抑或迁出,南迁现象多于北迁。南迁之中,北方的语言、文化南流现象在金乡居民中的表现特别明显。不同的迁入者带来了不同地方的方言和风俗。随着北部将士来到金乡,在这里诞生了一种混融了闽南浙北方言特点并明显带有北方官话和北部吴语特点的金乡话1,而且使金乡镇内的风俗与温州当地的风俗形成明显差异。例如金乡各姓性格恳直,纵情豪饮,习武成风,敬拜关公与城隍,与初来金乡者皆为戍边将士有极大关系。可见一地文化的分化或整合与该地人口流变有关,而人口流变又常常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三、从命名看传统名谓习惯

  族谱对男性先逝者一律尊称为公,如希雄公、维韬公、斗西公。谱牒规定;“谱内书公者,加尊号也”。

  族谱系统网罗了历代登谱男子的名、字、号,它们是历代传人的代名词,但这些“代名词”却鲜明地反映了传统社会的名谓习惯与规定。这是我们研究传统命名方式的重要内容。按通常理解,姓氏是属于群体和家族的,是家族的总名,但一个人毕竟要拥有自己的名字,与姓相比,名是属于个人的,是个人的特称;前人不仅要有名,在其成年之后(约二十岁)还须有字。《礼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字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所有入谱者有名亦有字,古人因字与名相表里,故又叫表字,名字配合使用方合旧礼,而有名无字是违背传统宗族社会称谓制度的。从名字关系看,名、字意义多相辅相成,如夏维韬,字期略;夏逢炯,字仲明,等等。

  迄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人们取名心理的就是如何表示行辈。明清以来,汉族人姓名多有三字,首字为姓,中间一字(即名的首字)表排行。名内表示排行的单字,是同辈人在名中享有的一个共同的名。传统社会中的家族极强调长幼、上下的伦次,排行目的在于明长幼之序,晓同宗之意,使蕃衍出来的新支系不致于在血亲之内混淆长幼、尊卑;排行的第二个作用是避免日后家族成员发展过多而出现重名,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家谱中不止一次发现过重名现象。但因不同族支、房头内部行辈排列方法或表行辈的用字各有差异,所循标准不一,故夏姓重名在所难免。另,该房头行辈用字也不一定适宜于另一房头。如作为排行用字的“可”在盖山公一支排为14代(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而在万真支则为20代(本世纪七十年代出生者)。

  为了使排行论辈清晰可鉴,前代人依照祖训规定了承上启下的排行用字。如盖山公族十六代裔孙于清嘉庆年间重列排行用字,编为《百代歌》(五律)共40字,收入族谱。如首二句“守训存忠厚,诒谋永锡光”,按照《百代歌》的先后用字,十七代男性裔孙行辈用字统一使用“守”,十八代用“训”,以下依次类推。从族谱可以见出,女子有名但不行行辈。新中国成立前后,个别接受新思想的男子或更名取消行辈用字,或已将行辈用字略去。

  姓与行辈用字是家族成员姓名中统一共享的,惟姓名第三字才是自己的。该字使用一般要避家讳(或祖讳),不得与祖上或其他亲人重名或同音。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得到或拥有家谱,故前辈与后代共名者亦偶有所见。但知情者多有讳字,如元臣公讳廷桂,大成公讳达成,等等。另从姓名后二字出发并参照赐名者(父亲)的爱好、习惯、职业等的记载,可以见出赐名者的文化教养和职业性质。如取名“鸿达”“金屿”“永发”者,其父多从商业,取名“梅泉”“星槎”“节儒”者,其父多文士。

  家谱中还能见到不少“号”。号本是姓、名、字之外的别称,古时限于文人及社会上层人士使用。家谱中查得的前代文士皆有其号,如生于明永乐年间的夏仁昭,号肇一,其子夏廷德,号尊一等等。

  四、家谱:传统民间文化的多棱镜

  准上所言可知,金乡夏姓非常重视修谱,是汉民族敬祖祀宗、厚古薄今、强调血脉联系的文化心理显现。谱牒如实反映了明清以来北部移民开发浙南的心路历程,可与明清国史(正史)相参证。清雍正进士朱绍善在《夏氏族谱序》中说:“家乘实与国史相表里”,是为明见也。“五四”以降,国史多以白话文撰,家史(宗谱)亦无中断,仍用文言修谱,体现了强烈的传统意识。从序文及传赞中可以发现,这种传统意识或隐或显地呈示了传统中国人的文化价值系统和中国人的乡土情谊,其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具体表现在宗教伦理、行为举止、婚姻礼仪、服饰丧葬、民间文艺、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方面,内在于其中的文化蕴含是民族文化长期发展积淀的必然结果。

  1、宗教伦理。从家谱可知,历代夏氏对神的信仰不占重要地位,他们关切的是颇具人文色彩的向善重理、敬祖睦宗的人生观念。族谱凡述及夏姓文士,皆称其好程朱理学,教子讲究以仁、义、礼、知、信、温、良、恭、俭、让十字为道德准绳,香火祭拜、建坟筑祠等宗教性活动主要用来表现对列祖列宗的最高致敬。例如盖山公房谱强调,本房每年正月十五日祭祖,并将祭祀场所夏氏祠堂(如金乡镇北门狮山麓的夏氏祠堂,城隍庙附近的夏氏小宗祠)绘入谱中;另谱内收入《祠堂志》、《家庙灾记》、《重修祠堂记》等文。

  族谱文字多处盛赞或美化祖上的德操,以此表示对祖荫恩庇的感怀和虔敬。例如传赞明洪武年间的万真公,称其“为人忠厚,时为乡誉”“倦于戎马,殷然喜归田以老”,传赞明崇祯年间的齐贤公“不为己私,每遇歉岁,慷慨好施,里党赖之”。若是文墨儒生,则言其“研究精习,学问益进”。谱牒所录夏氏文士诗钞更显示了他们清心寡欲、内省无争的精神状态,颇具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风范。如生于乾隆年间的夏蔗轩之诗钞有《夜圣书怀》云:“夜色凉如许,西风瘦骨侵。火微知药熟,灯暗识更深。书每模糊看,诗多放浪吟。保身无别计,寡欲与清心”。

  2、婚姻家庭。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妇女不仅在家庭中没有地位,而且被片面地要求贞操。族谱规定:“妻女于谱中不得有名,女子出嫁已属外姓,兄弟置于父名之下,书明某公生女之数目,长适某处某人,次适某处某人;若妻节孝可风,或教子显登仕官,则书之以见母训之有由也,余皆不录”。我们从谱内看到盛赞某些“孺人”(明清时期对妻子的封号)的传、序,皆与她们恪字妇道有关,如《夏贞母李孺人传》、《林孺人暨方孺人贞节序》等,族谱指出:“族内妇人及出适女子孀居守志,终始不谕者,必从是志之风范,以劲节操也”。而男子在婚姻关系上则少有约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生子续衍香火是宗法社会重男轻女、一夫多妻思想的托词。《四世祖齐贤公传》:“(公)娶七室,嫡张氏……生子三:长()、次()、三钊;生一女,适桑园翁姓;续娶叶氏、蔡氏俱无育;侧室王氏生子一,名铤”。

  3、丧葬习俗。明代南下来到浙南的夏氏以金乡为永久居留地,则其丧葬习俗也经历了“入乡随俗”的演化过程。族谱内绘有来金一世祖及先辈中位尊者的祖坟及其方位图。这些坟茔基本保留至今,坟式皆为坐椅形,故又称椅子坟。此种坟式是浙南闽北两地特有的。坟冢坐落于草木葱郁的山腰,坟面为白色,中设棺洞若干以纳陆续逝去的直系亲人,表现了祖先亡故后坐在椅子上尽享冥寿、坐赏山水、天人合一的建筑思想。族谱所列祠规称,坟冢须由风水先生来定点、定向,再由泥水匠营造。这种风水择坟的象征意义来自于人对自然的理解,其中大概也有“仁者乐山”的意蕴在内。其他坟式极少见,偶从明代先祖传赞文章中见到一些,如“天启四年甲子(即明喜熹宗四年,1627年),营葬父景铭公、叔景清公于南溪龟坟。”龟取义为寿,但今日浙南已难见到。除祖坟方位图外,谱内多具诸世祖之葬地,如“盖山公,宁波慈溪县人,葬乾溪头”,“南提公,妻张氏,皆葬将军山下”,这样做,意在便于后代祭扫方便。

  4、祠祭。族谱所收族规对祭祖(入本族祠堂定时献祭)有明文规定,修祠、净宇、入祭均有严格要求。《宗规》:“祠堂所以妥先灵而报本,反始之心也;今后凡遇朔望,值事者必赴宗祠洒扫、焚香、长揖而退治;祭时必前一日齐宿,劂明夙兴,设庭燎,陈牲、醴、茶,率家众行奠,如喧哗、失礼及执事不到,即以不敬论罚,以儆后来者”。族谱内绘有夏氏祠堂及其方位图,方位在北门狮山麓及城隍庙附近,今已毁。从画面看,飞檐上翅很高,祠呈庭院式,白墙,堂前设祖先牌位。祠堂整体上讲求对称,表现了中庸、统一、平衡的传统建筑思想。

  5、审美文化。翻开族谱,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不仅是一部家族史,而且也是一部展示传统民间文化的全书。我们的祖辈倾注于其间的除了有精神指导性的宗法观念、世俗情感,同时也刻意在谱牒装帧、印刷、版面设计、抄录书体及谱内插图上倾注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因为惟有美的,才是可以敬献列祖,风范后代的。本文只谈三个方面。

  诗文。谱内收有文士出身者的一些诗文,以《诗钞》为多。读谱可知,历史上夏氏多文士,其诗或吟风弄月抒怀,或附庸风雅示才。清诗本重门派,好诗不多;谱牒所录许多诗均有此弊,但亦能偶见佳制。如梅泉公诗《初秋夜雨》:“蕉窗摇影迭残更,一枕生凉暗自惊,万事关心眠未得,又教夜雨助秋声。”相比之下,谱中传赞、墓志、序跋等散文体的审美情致则逊于诗歌。

  插图。包括人物画(祖图)和山水画(祖坟方位图、金乡夏氏祖祠鸟瞰图)两种。可绘成遗像入族谱的先辈需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始迁祖(如盖山公),他是来金蕃衍成族、发展人口的第一人,当写真以志其音容;二是家族内涌现出的官宦和文人,出于光宗耀祖的观念,谱牒不仅收其诗文,还要绘其肖像。肖像多以传统工笔素描正面像的画法绘制,而山水画则是典型的国画。从画风看,插图用笔洗炼,张弛有序,具有传统民间美术的基本特点。

  服饰。从谱中所收二十三幅祖先遗像看,始迁祖盖山公头戴方巾,着明服,能与其所处朝代相吻合;12世祖(清顺治、康熙年间)以后出生者皆身绘清服,说明古代汉族改装易服现象是随朝代更迭而发生的。从先辈所着清服看,他们有的是普通的清代布衣,有的文官打扮或一身戎装。但查生平,他们少有人做官,修谱者所以于画谱中使其着官服,推想原因有二,一是以官为荣,体现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二是想象他们去冥府做官(人上人),以补生前之憾。这些官服多为袍装、襟衫、马蹄袖,胸前有方形图饰,着戎装者均有披肩,这是清代服饰的真实记录。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庶民着官服的心理是,原本此人今生不能做官,其肖像身绘官服即有了官运,此乃模仿巫术心理所使然。

  宗谱的研究使我认识到,在传统民间文化迅速消失的今天,加强对传承传统文化有过功绩的族谱的研究,从中进一步破译族谱所包蕴的文化内涵,确已成为亟待之事。

  1参见温端正:《苍南方言志》,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夏敏:《金乡方言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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